枝头闻春萧

《大鸟与小鸟》是帕索里尼最具政治寓言色彩的影片，由父子二人一场看似荒诞的旅行将整个西方社会的现实情况清晰地描摹出来。无论大鸟所代表的权利阶层，或是小鸟所代表的平民阶层，都不可避免地要思考相同的问题：“我们（人类）究竟要去往何处？”

在这过程之中，帕索里尼以超现实的手法加入了一只会说话的乌鸦，乌鸦所讲述的“圣徒布道寓言”对于大鸟（老鹰）与小鸟（麻雀）的生存状态和彼此关系都作出了十分准确的阐述，两种阶级看似在某种程度都接受了相似的“信仰”（爱），但是一切都被一种更真实的“社会关系”所覆灭，强大的生物吞噬弱小的生物已注定成为两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如此，来自国家之间、种族之间的巨大沟壑都是无法逾越的，“宗教”所代表的精神救赎无法承担调和作用，而和平也注定将成为残忍现实的虚饰。

回到现代，两个圣徒所扮演的“救世主角色”被乌鸦替代，而以“牺牲”和“爱”的感化形式被“行动”所取代（乌鸦在影片中被帕索里尼形容为“左翼份子”的化身），象征着所有阶层在面临着变革的时代之下的“意识觉醒”。“乌鸦”是两大阶层“共通的意识形态”（我们究竟要去往何处）的提示，是不被左右的符号，同时亦表示：父子所代表的整体阶层意识并非自觉觉醒，而是在历史发展之中与时代相互渗透乃至相互作用的，这也是父子二人内心深处在面临“新旧两种思维”冲突时体现出的矛盾价值观（收租之后又被催租）。

父子之间永远无法赶上象征着飞速发展的资本经济的汽车，而只能以徒步的方式通过身体行动不断进行换位思考（中世纪寓言之中有关麻雀的行为的反映），乌鸦放弃以飞翔逃避现实，选择以行走的方式身体力行，亲身参与社会行为，而沿途所见的种种怪象则将现实之中面临巨大变革的西方社会不同人群的精神状态夸张却真实地放大。但是通过对比两个时代，圣徒、乌鸦和帕索里尼都悲观地发现：无论中世纪或是二十世纪，无论遥远的宗教社会或是现代经济社会，差异既然无法摆脱，任何动人的说教都将是毫无作用的，只有战争才是消解矛盾的唯一方式。

象征着“新的意识形态”的乌鸦最终被恢复“旧有价值”思维的父子二人吃掉，这暗示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矛盾也将随着社会的高速进程循环往复。帕索里尼就在这愈加剧烈的冲突之中持续着清醒而痛苦的思索，而认识越深刻，他的痛苦也就越发无可消解，最终，本片与他后来的所有影片一起，成为导演选择走向自我毁灭的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