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头闻春萧

　　与其他科学幻想不同，塔可夫斯基同类题材作品更倾向于家庭伦理与人性深度的探索，本片因此几乎不见任何饕餮的大场景出现，对于惯见奢华的朋友或许很不习惯。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索拉里斯》通过高度象征将深邃宇宙与生命的力量完美结合，于幽暗之中所绽放的人性光彩才是整个电影最值得歌颂的。然而生命之美就在于其不可逆转性，虽然科学幻想作品中亡魂复活并不鲜见，但如本片般最终直指终极，并将这种“生命终极”完美呈现的，却是不多见的。

　　在“索拉里斯”中，男主人公意识同他人一样开始具体化，可惜这里没有喜悦，只有惊惧，似乎任何人到达“索拉里斯”便逐渐变得神智迷失。男主人公的亡妻死而复生将疑团逐渐和盘托出，讽刺与悲哀紧随而来，“索拉里斯”随人心而幻化成各种实体，但是这种实体并不依人的意愿转移。主人公因对...

    费里尼关于《扬帆》精神气质的把握很大程度集中在贯穿剧情始终的对比，著名音乐家爱德梅亚骨灰的护送仅是各种矛盾纠葛的导火线，从阶层之间的权利倾轧，到贵族之间勾心斗角，再到对塞族人的弃置，其空虚精神与及政治丑态已是跃然屏上。虽说，费里尼的思考相比中期作品并未能更进一步，但本次大师的发挥却是趣味十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对于音乐的运用，或许在把握上并不似伯格曼那样精雕细琢，但《扬帆》音乐的作用倒也与后者不尽相同，它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精神象征而非伯格曼那般渗入灵魂，也因此失之深度而得之生动。

    费里尼《扬帆》中的观察视角是很有意思的，对于贵族的描摹由最初的怡然自得到后来如笼中群丑，记者作为客体进行介绍尚且充满着调侃和戏谑之意，暗示其表面的优雅难掩种种荒淫奢靡。而到后来塞族难民的介入则将这些优雅人士的...

趁工作不忙详细解说五绝之名（当然不可能丝毫不差，只是有某方面的共性），“东邪西毒”以秉性为号，“南帝北丐”以身份为名，加上一个“中神通”，正是我想写的香港乾坤五绝。

游戏之作，淘气笔墨。

“东邪”黄秋生：

熟读射雕便知黄药师之风采，文韬武略无不精深，且性格超然绝俗，难与世人和平处之。黄秋生则有片便接，不问戏份，无谓主配，难称遗世独立，但存于娱乐圈中，真正卓尔不群并无可能，差异倒也不成问题。黄药师行事无常，无人可揣度其心智；黄秋生傲气自负，以敢言著称，且性情里自有一股卓然不群之气，朋友极少，但都可称知己。当然以上并不能构成其入选理由。黄药师武学绝技繁多，名目各异，其亦从不仰仗某一项武功，黄秋生表演风神千秋，却可给人毫不雷同...

    梁朝伟介于演技与偶像之间，整体衡量是一个魅力大于演技的类型化演员，但魅力当然也是演技的组成部分，应共同构成一个角色的精\气\神，显然，这类演员是镇得住场面的。

    梁朝伟是香港演员中演过最多经典文艺片的，但真正经典的（文艺片）却并非香港制造的任何一部，而是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海上花》以及陈英雄的《三轮车夫》。但比...

    杜琪峰的力竭早在银河三人组解体后，已如怀胎三月的孕妇般无法蔽体。《放逐》的失败仅是将这个噩兆般的结论再次提上日程，大卡司乃至《枪火》原班人马疯狂加盟颇有些图穷匕见的意思，可惜最终集体秀只化作一缕尘埃，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形同泼水，既松且乱的结构与《枪火》的紧凑一旦比较，张耀扬和林雪都成了背景画面。想象《枪火》的肆意挥洒，任意捕捉一个细节也有神来之笔。优秀的影片可以使某些并不优秀的演员与有荣焉，而烂片却可简单毁了一群好演员，说明妓院的环境优劣实是重中之重，连名妓的卖相都不免受到影响而打折兜售。另一个问题是：...

   

    塔可夫斯基对祖国的深切思念与无法返乡的切肤痛楚，是《乡愁》两难的矛盾根源。俄罗斯人天性的忧郁夹杂着对土地本身的浓浓依恋，所以一切影象仿若主人公安德烈内心隐秘的各...

       《放大》有着安东尼奥尼电影人物一贯的空虚、冷漠、疏离，就如同世界本身。片中主人公在城市（伦敦）中的身份界定于一日之内风云突变，开始的“城市主宰者”直至片尾遭到同化覆盖的超现实隐喻，个体终于在整个社会机制之下变得混沌不明，安东尼奥尼祭出飞刀的同...

   

    影片十三个梦的隐喻姑且不细论，单是庞大错综的结构也让希望了解本片的不少朋友望而却步，马斯特罗雅尼成了费里尼的彻底代言，二者的种种困惑最终将螺旋交织般的套层迷宫推向如梦如幻的伟大境界！

    来自外界的各种焦灼压力令主人公的精神处于虚脱状态，他一直在渴望并寻求一剂良药挽救其临近崩溃的内心。梦境在这里是其内在情感的外在反映——渴望父母的关爱，丰腴女人的冲动性刺激，儿时对于大床的...

    费里尼借主人公对于人性迷失的层层思索，将罗马乃至全人类的精神与道德危机以复杂的套层结构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马斯特罗雅尼的记者作为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谙熟社会的生存规则，在行为上甚至一派怡然自得式的自甘堕落，就如同罗马本身，责任感之类的道德功能已逐渐麻木甚至面临丧失危机；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其对于社会本身的现状则是疑虑甚至是否定态度，这种矛盾性在主人公作家与记者双重身份这一点上业已暗示，他在艺术家的责任感和记者的无原则性之间孤独徘徊，最终自然因两面受过而被弃置于社会边缘。

    伯格曼的女性角色在《傀儡生命》中不再作为受损形象出现。相反的，本片中男性地位的塌陷恰巧源于男主人公受两代强势女性不断压抑，待到临界，这场伦理与心理学的拷问也逐渐将人性的种种阴霾推向了高峰。

 

　　生活的压抑来自男主人公家庭地位的失势，妻子与母亲过度的自我为中心，从不将他的想法放在心上，只从自身角度出发强加对错。在以男权为本位的社会中，其主导地位显然处于被剥夺状态，再加上童年受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影响，造成他某种程度的恋母情结，这种情结投射在他最初疯狂迷恋类型相近的妻子上已可寻答案。而当迷恋随着时间渐渐冷却以后，所剩的便仅是为了摆脱这种影响而做出的近乎怪诞的极端行为。